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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往事：跑路的老板被捆绑双手，汽油浇遍全身……

作者|一烦编辑|金快乐

那一年，“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的黄鹤突然蹿红。和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中的欢快节奏不同，那年温州的冬天无比寒冷。有人从高楼上一跃而下，有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缢，有人跑路去了南美，也有人身负巨债，卑微地活着……

跳楼的老板一个接一个

2011年8月的某一个中午，太阳正毒。阿平在医院里照顾病中的父亲。突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朋友小玉打来的，电话里小玉说：“阿平，你现在来人民路的这家农业银行吧，我把钱还你。”

那时阿平刚吃过午饭，烈烈的日光照进来，她迷迷糊糊地想要午睡，“你打到我卡里吧”，她对小玉说。

“我不知道你的卡号，你过来一趟吧，把那张纸头也带上。”

那张纸头就是阿平存在保险柜里的借条。小玉的老公是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半年前，阿平将自己的十万元积蓄放贷给小玉，此后每个月她都能收到利息一千元。

阿平放下手机，闭眼躺在休闲椅上想了两秒，突然一个激灵，起身，穿鞋，下楼，回家取来了借条便直驱人民路。她到达后发现小玉和她的姐妹站在ATM机前面忙活着，那位姐妹嘴里正说着：“这个人已经转过了转过了……”

阿平把借条还给小玉。小玉在机子前将十万元转到了阿平卡里，阿平确认后离开。小玉没有走，似乎还在等下一个人来。

之后的三天里，阿平反复咀嚼着这件事：小玉是个“在家娘娘”，不做事也不出门，每天在家里摆牌局。打麻将时，小玉那只伸出来摸牌的手上戴着颗晃眼的大钻戒，另一只手随意地摆弄着牌，戴着另一颗钻戒。这样娇滴滴的大小姐怎么就选在这样一个大夏天的中午约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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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底，温州丰盈服装厂开始传出老板跑路的消息。这天工厂楼顶突然换上了新招牌，大批供应商、加工商闻风赶来围堵老板，并在讨债无果后报警。这一年里，随着破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老板们的“跑路潮”也随之而来。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三天之后，朋友阿红告诉阿平：“小玉跑了。”

阿平心中迅速涌起了后怕与庆幸，但很快又被其他生活琐事冲淡了——九月初的中秋节家庭聚餐还等着她来筹办呢。

那场聚会上，阿平的哥哥阿林叹气说：“最近生意真难做啊！”但阿平知道那只是生意人常用的客套话，她的哥哥刚盘下家居市场里一家新店面，正忙着装修。

阿平的妹夫阿勇说，下个月国庆节自己有一家餐饮会所要开张了，又神秘兮兮地提到自己最近参加了一个“创业青年楷模”的评比……酒过三巡，脸红脖子粗的男人们凑在一团高声谈论。夏天的余热里，得意盎然的心情是藏不住的。

那时，阿平压根没想起小玉。在她心里，“小玉跑了”只是一场普通的个人投资失败——在温州这一点也不稀奇。但很快，她就明白了：小玉，只是一个南迁越冬的候鸟群中，她最先看见的那一只而已，而冬天早已暗伏多时。

2011年9月23日，温州19楼论坛上有人发了一则短消息：人才大厦有一名中年女子跳楼，该名女子吸纳了亲友近两千万元投入担保公司欲牟暴利，但该担保公司崩盘了。

9月28日，论坛上又出现了一帖说，这一天温州出了二连跳：鞋都三期，美人鱼鞋业的老板从五楼跳下，生死未卜；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一男子，是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

在回帖里，有人贴上了现场照，红砖地面上，鲜血撞开，染深了一大片。

事实上，温州老板的跑路潮比跳楼潮开始得更早。一份广为流传的温州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里，四月份开始便有人跑路，那人名叫黄鹤，是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而截至2011年9月，名单中已列出26个跑路老板。

黄鹤跑路之后的第二年，突然出现了以“黄鹤厂长出逃”为噱头，以“工人拿皮具低价销售抵工资”为卖点的伪劣皮具销售模式，且快速流行，并将“黄鹤与他的小姨子”之名传遍全国。

失意的痕迹散满了此后每一张温州地方报。《温州晚报》的公告板块占版面越来越大，里面清一色排满了鹿城区人民法院的公告，所有公告都无一例外地在呼唤那些消失了踪迹的被告。

翻一面就是密密麻麻的广告板，每一个被卷入这场借贷危机的人都能在这上面找到出路：失意的企业家们可以选择“无抵押借贷”和“名表典当”，焦头烂额的老高们可以联系安排“快速出国”，无所适从的债主们能在“快速出国”旁边找到不少“调查公司”，他们个个号称“专业找人”。

暴风雪已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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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小南门一家连锁旅店的大堂屏幕上，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曝光台还在不断循环播放着，一张张沉默的温州面孔轮番出现。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雪崩前夜：阿勇最近还撑得住吗？

10月中旬，阿平从舅舅阿光那里得知妹夫阿勇跑了——那个刚刚在上半年买下了一整幢写字楼，刚刚在国庆节为自己新开张的会所剪彩，刚刚评上了温州市青年创业楷模大赛候选人的阿勇……

跑了。

阿光是阿勇跑路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

阿光做了一辈子的建筑包工头，在温州有三、四处房产。2010年儿子结婚，他给了儿子其中的一套算作婚房。

之后，儿子将房子抵在了阿勇的担保公司里，借出了200万做创业本金。

2011年的秋天一反往常的闷热，丝丝寒意早已潜伏多时。9月份开始跳楼的人从1个变成2个、3个……阿光觉得有些紧张了，他总是跟一个线人保持联系，每隔几天便打电话去问问：“阿勇最近还撑得住吗？”

10月份，阿光得到的回答是：“最近阿勇可能是不行了”，他放下电话便急匆匆地赶去阿勇的办公室，要见阿勇。阿勇的秘书拦住了他，说阿勇还没回来，请他在阿勇那个豪华配置、将近100平米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

阿勇的这家公司名叫XX实业，表面上看着像是做贸易的，但其实就是一家做地下钱庄的担保公司。

阿勇真可以称得上是“白手起家”。2008年6月，他做信用卡发卡业务，用手头信用卡套现来的六万赚回了二三十万。2009年他用全部家当——20多万——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没想到转手就被买下了，一下子赚了50万。从此，钱如同滚雪球一般地来了——短短两个月，炒房让这50万变成了300万。

阿勇的运气也很好，温州当时一个新楼盘开盘，他能摇中了好几个号。这几套房子在短短一个星期里被转卖，他的300万也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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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塗村，一栋红色尖顶的高楼突兀地从废墟瓦砾堆拔地而起，这是2011年开盘的瓯江公馆，至2013年初，这豪宅的单价已从开盘时的六万跌至三万上下，而这座城市，也经历了连续27个月的房价下跌。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在这场游戏里，银行是阿勇最好的助力器。通常，阿勇先一次性付清一套房的房款，然后拿去银行抵押套现。

这样套现的过程往往需要别人的担保，阿勇便和其他几个做担保生意的朋友互保，一起把钱放大——一套1000万的房子，他们能在银行贷到1200万到1500万的现金。一直到2010年底，阿勇拿下了一幢写字楼，身家扶摇直上，成了亿元户。

阿光没等多久，阿勇就来了。

阿勇还是老样子，红光满面，笑着喊阿光“大舅”，他礼貌地为让阿光等待而道歉，解释道：“我最近真的很忙很忙。”

阿光跟阿勇分坐在3米长的办公桌两侧，谈着还款的事项。对话过程中，阿勇的几只手机轮番响着，他也不按掉，就翻过来看了一眼，再倒扣回桌面上，任由铃声响个不停。谈好了事情，阿勇给了阿光一个手机号：“大舅，你打这个号码我就知道了，我会接的。”。他们约在两天后银行门口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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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又接到了一个企业家打来的求助电话。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陷入困境，这位无数温商眼中的“温州师爷”，也开始感到有些疲于应付这些接踵而至的求助电话。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过了两天，两人在银行把该办的手续都办齐，该盖的章盖好。阿光拿着儿子的那张房产证出银行时，大概是中午10:30。他也没问阿勇要去哪里，转身就回家了。

后来有人告诉阿光，就是那天中午11点，阿勇的几个手机号全部关机，至此之后再没人见过他了。

那一天是2011年的10月18日。温州的气温骤降了几度，多云，还刮着一场东北风。

雪崩：老板把自己缢死在办公室里

2011年过去了，没有带走任何不如意，借贷危机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酵。

1月14日，湖南某市温州商会会长鸿光被人发现缢死在办公室里。鸿光早年做过很多产业，家装板、皮鞋。去世之时，他是湖南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温州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那年42岁的鸿光在商场已经摸爬滚打了二十余年，可在资金链断裂的一瞬间，他心中的弦还是没绷住。

鸿光既不是这场雪崩中第一个倒下的，也不是第一个死去的。但他确实是阿林需要叹息的源头。

阿林今年57了，是个做家具行业近30年的老商骨，他原先办过家具厂，而后在家具市场里扎根，拼打出了近600坪的店面。他做的品牌定位高端，直指高消费人群。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到处都是他的朋友，比如鸿光。

当鸿光的死讯传来时，阿林心中波动了一下，但很快又平息了。2012年初温州的局势已经够差了，报纸登了不少，没有登出的，也流传遍布于人们的口耳之间，甚至阿林身边就已经有一个消失了踪迹的——做担保生意的妹夫阿勇。但阿林听着这些依然像是听一个故事，半掺着谣言半夹着事实的故事。

没过多久，这个故事就变成了阿林真切的忧虑了。2月15日，阿林觉得不对劲：那条本该准时传到的银行短信，没了。

致新是阿林的老朋友，他们合伙在望江路开了一家酒店，名叫亦乐，占地2800多平方米，装修花费了1000多万。那家酒店正对着温州的母亲河——瓯江，每当夜晚来临时，江心屿的夜景灯能照亮这边酒桌上顾客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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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江心屿夜景。

阿林在温州民间借贷最火热的时候，放了300万在致新那里，一个月的利息是2到3分。以往每个月的15号，是月息入账的时间。

那天阿林心想，坏了。

就在他想拨电话给致新的时候，致新先打来了。电话那头致新说：“阿林，鸿光没了，我这里钱也拿不出来了。”

阿林当然知道这场游戏的玩法。他身边有一抓一大把的朋友，全是放弃了做实业改行开担保公司的“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

跟阿林一同在温州景山晨练的山友中，就有那么20来个老高。这些人通常都是些已有人脉的实业家，在2008年前后开始从自己的厂子里撤股，抽出现金开担保公司。他们一方面向民间吸资，累积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则将现金转手贷给暂时周转不灵的中小企业家。

一般而言，企业家们只需要将向老高借来的钱还给银行，等待银行评估之后再将钱贷回来，还给老高们。像大机器中的齿轮咬合一般，一口一口，没有一方停下的话，能一直转下去。

可偏偏，银行停下了。那一年，银行收款之后，没有再放款出来了。当企业家们无力再偿还债务时，鸿飞们便倒下了，致新们紧随其后，阿林们也要跟着踉跄。

阿林很快约了致新见面。在他们常会约见的茶吧里，阿林给致新点起了一根烟。致新沉默，叹气。

良久后，致新说：“没意思，真的没意思。”

这是温州人经常会使用的感叹句式——一场酒足饭饱之后，中年有成（或者无成）的人们便沉默着抽起了烟，随后一声叹息又会打断沉默，叹息的人说：“没意思，做人真的没意思”，另一个人就会附和，最后在酒杯的相互碰撞中，这一抹愁虑便会被及时拦腰截断。

同样的，致新的感叹被阿林的茶杯截断了。阿林说：“致新，千万别想那些了，活着最重要。再拼起来，你还年轻啊……或者让你儿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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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7日晚，温州一家从事服装出口外贸的企业里，面对唾沫横飞的债主们，女老板沉默无语。她的弟弟在五年前贷款六千万买了这间厂房，今年十月因资金链断裂“跑路”，随后她的生活陷入了一场噩梦。因为要不到钱，这天下午，两名水洗布供应商带了两罐红色油漆，将厂房从上到下涂了个遍。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阿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他稳住！他人要是不在了，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2012年整整一年时间里，阿林平均每个月见致新一到两次——劝他振作向上和询问他未来的打算是阿林的谈话中轮流交替的主题。

69年出生的致新曾经是那样的意气纷发——那时候亦乐大酒店在温州有两家门店，其中一家临着瓯江，每年的租金就得花上200万。那些年致新家的每月生活开支高达十万，自家酒店里每一晚都有他的签单，客人名单从商界蔓延到政界。可鸿光的去世只是他忧虑的序曲，2012年紧接着给致新一计闷头棍：酒店生意不行了，两家店面只能被迫关上了一家。

那一年的温州确实是落魄的。温州市政府为了管控烟花爆竹，每年仅在春节期间允许设置烟花爆竹零售摊位，春节前一个月开放经营权拍卖。在2011年鹿城区帆影广场摊位点的成交价是21万——那是当时的历年最高价，可在这一年同一个摊位点仅拍出了15万。

阿林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以往客人在他的店里愿意花费50到100万配好一整套家具，可那一年，单笔生意的最高金额至多不超过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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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一个女人骑车经过一家倒闭的工厂。供图/路透社

直觉告诉阿林，温州人还是有钱的，只是形势坏了，大家便用力捂住了钱包。即使路上的豪车似乎还是那么多，街上夹着包，挺着肚子走路的老板还是那么多，阿林还是能感到区别：过去朋友们常常约见面的KTV和酒店在倒闭，而夜夜相聚抢着付钱的朋友们也似乎是不约而同的消失了。

甚至到了后来，阿林总结出这样的一套规律：消失，关机，跑路。 

等待春天：还能东山再起吗？ 

每一回提起阿勇跑路的事情，阿光的叙述都足够淡定。他重述过许多遍那一天的经历，但从不打听阿勇之后的下落。对于阿勇，用阿光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有佩服过他的”。

阿光刚认识阿勇时，阿勇只是个二流酒店里的厨师，20岁出头，个子不高，一张油腔滑调的嘴，加上讨好的笑容和局促的神情，毫不掩饰自己想要往上爬的野心，像这样的年轻人温州遍地都是。

在酒桌上，阿勇总是喜欢乱喝一通后倒头便睡。即使后来发达了，他也是来得迟走得早，与阿光、阿林他们显得格格不入。阿光觉得阿勇太虚了，他根本不会把钱放在阿勇的公司里，但还是有人能被阿勇的表象所蒙蔽的——阿光老家的老黄，之前总是对阿光夸阿勇能干，可最后却被阿勇卷跑了200万，那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

老黄毫无办法，只是每天向着上天许愿：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好心一点，将来东山再起后把钱还给他。

可是阿光不那么想，阿勇怎么可能会有再起来的那一天呢？阿光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在用力地赚钱、攒钱，自然看不上来这些来去太快的钱。

有一天阿光家的小区里做活动，说是手机扫码免费送一袋米，阿光去看了看，鼓捣半天后扫了码，却发现要缴纳注册费1元钱，阿光气哼哼地放下米走了。

“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阿光说。

相比阿光，阿林显得幸运不足，但他又庆幸致新没有跑路。

致新只给了阿林一叠酒店的代金券抵部分的债。阿林想了想，就让儿子把订婚酒席定在了亦乐。

订婚日是2012年12月30日。那天是个阴天，冬天的中午天色有些暗淡。订婚包厢里，三张酒桌排成了一列，每一张桌都对着瓯江的江景。粼粼的江水反射着日光，有人觉得晃眼，便拉上了窗帘。

那一顿酒席阿林花了5万元，全额代金券付账，可抵下的也只是致新欠他的本息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2013年的国庆，亦乐大酒店在法定节假日结束之后没再开张。员工们很着急，去报了案。致新急急忙赶去派出所说明情况，他说：“酒店方不会欠员工工资的，我每天都在酒店照常工作……即使我不开酒店了，也会变卖酒店设备给员工发工资的，酒店设备都还值一两百万元。

可一个人又能如何抵挡一场雪崩呢？亦乐还是倒闭了，为一大批供货商留下了欠条。致新的酒店和房产一同被银行收走做了抵押，他和妻儿在市区租了一间房。因为被太多人起诉，致新已经不能乘坐飞机和火车，也不能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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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夕阳下，一位老人缓缓走过略显破败的街道。东方路位于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这里曾经云集了大批企业、工厂，但如今这里却开始不断出现空置、废弃的厂房，在冬日里略显萧瑟。摄影周平浪/腾讯《活着》

不能出国就意味着致新不能去见自己的女儿——早些年，他把女儿送出去读高中。他把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希望能培养其人脉和能力，未来继承家业。而现在女儿寄住在国外的朋友家没有回来，儿子在别人公司里上着班。

致新自己则是在一家涂料厂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凭着手里剩余的人脉，他每天周旋在房地产商之间，推销着手里的外墙漆。

而阿林每年还能见致新一次——过年的时候，致新会乘公交车来阿林家，带点年货拜个年。致新的穿着干净利落，头发还是乌黑。可终究是褪下了奢侈品的装扮，脸色差了不少。

在阿林看来，致新一直是一个上进、有斗志的人，如果温州的经济形势好起来的话，致新一定能重新做起来的。

阿林早就不再奢望自己的那300万能回来了，但他也没打算去法院告致新。对于阿林而言，这是留着些情面，还当致新是朋友。

“钱不是问题，就当作交个朋友吧。”阿林这么说。跟阿林一样，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会在某个峰回路转的时刻这样感慨过：“钱不是问题。”

这确实不只是一句客套话，这更是他们发自肺腑的真心。金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富裕的渴求流在瓯江水中，被温州人饮入血液。那更像是一条隐性的基准线，人们对其视而不见并在此之上打拼、生活、传承。

那天阿林和妻子带着刚刚满2岁的孙子，路上遇见了熟人。妻子抱着孙子说：“宝宝告诉阿姨今天去干嘛啦”，说完她又换上孩童的语气接着说：“阿姨，我今天去奔驰公司玩啦，里面的每辆车我都很喜欢呀。”害羞的孙子没有说一句话，抱着奶奶的脖子看着远处的广告牌。

阿林站在一旁和蔼地笑着，腋下夹着LV包，肚子挺挺的，匆匆道别熟人走向了自己的奔驰车。黄昏里，他脑门上残余的几根毛发裹着一层金光。

跑路老板：在国外被汽油浇遍全身 

相比之下，阿平没有哥哥阿林那样广阔的人脉和过多的资产，阿平只是一名普通的公职人员。

2011年初，民间借贷甚嚣尘上时，朋友阿红问阿平，要不要放点钱在自己朋友小玉那里，阿平觉得身边其他人每个月都能拿点利息花花，滋味很不错，便同意了。那时候，想放贷给担保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托到过硬的关系。

那天，阿红告诉阿平“小玉跑了”时，她们正参加同学聚会。阿平还没来得及庆幸，话头便被同在场的阿兴打断了，阿兴质问阿红：“小玉去哪里了？”

阿兴有将近两百万放给了小玉，而显然，小玉逃跑前的还债名单里没有阿兴。

阿兴是个没有工作的男人，他的前妻是个会计师，收入可观。但就在民间借贷最红火那几年里，他们两人离婚了。阿兴想要把房子抵押了套现放贷，前妻没同意。在他们离婚之后，阿兴还是把房子抵押了，加上自己的积蓄一股脑儿放给了小玉。靠着吃息过日子的日子里，阿兴还讨了一个“二老婆”。

“我不知道小玉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阿红辩解道。

阿兴没相信她，并断绝了跟阿红的联系。

后来，阿红在朋友圈子里听说，阿兴带着他的“二老婆”出国讨生活了。

阿平猜小玉应该也是出国了，她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跑路后去了中欧或者南美的，比如她的少年朋友阿菊。

论跑路时间，阿菊能在所有温州跑路老板中跻身前列。早在2010年，阿菊便因为经营不善将自己的皮鞋厂关门了。

决定跑路后，阿菊先“试跑”去了迪拜，觉得不甚满意，便跟着一位朋友去了匈牙利做保姆。一干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她觉得自己还能东山再起，又跟着另一位朋友去智利，去智利之前，她跟阿平视频聊天。她说朋友想跟她一起开一家游戏厅，她有些跃跃欲试，说话时会忍不住将句尾最后一个字的音轻轻上扬。可惜这个游戏厅计划没有成功，阿菊去智利开起了一家卖内衣的小店。

南美的治安不好，拦路打劫是常见的事。所以她必须在每天关门的一瞬间转身跑回家，以求减少遇见劫匪的几率。可惜，筚路蓝缕的故事剧情并不总会得到庇佑，她的小店还是没能继续经营下去。这一次生意关张之后，她留在智利为一户人家看管店面。

有一天北京时间的中午，阿平收到了她的微信。阿平觉得奇怪，智利时间的半夜，阿菊怎么还没睡呢？

打开聊天界面一看，是一张照片，木地板上一根被剪断了的塑料绳。又一张照片，是被翻乱了的衣柜。

紧随而来的语音里，阿菊声音颤抖着，描述了一场她刚刚经历的入室抢劫。

绑匪们进屋，用塑料绳绑好了他们的双手，让他们靠边蹲着，用汽油浇遍他们全身，随后便将店里屋里的财务洗劫一空。

而那只用来联系阿平的手机，恰恰在前一天晚上不小心掉进水槽里，而后被她放进了米缸中才逃过一劫。

她在语音里说着说着又笑了起来，因为这些绑匪很有意思，“只要你足够配合，把手乖乖地伸出去，让他们绑住，他们还会点头哈腰的连说好几声：‘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阿菊偶尔也会回国，上次她回国是因为儿子结婚。但是债主们也知道，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她的动向。她只好偷偷地来，快快地走。而在那场她帮不上忙的婚礼里，酒桌的账单还等待着阿菊用亲友的人情红包来结账。

阿平经常会对比自己和阿菊的命运，暗自庆幸6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个激灵。

阿平继续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她至今还有一笔钱放在哥哥朋友家的厂里，虽然每个月的月息只有4厘，但对阿平而言，还是“稳当最重要”。

2012年1月22日是除夕。那一晚瓯江边的帆影广场上，零点还未到，烟火就迫不及待地炸开了。

一股股白烟伴着硝火气团聚在城市上空消散不去，这刺鼻的烟味，躲在温州郊外的阿勇没有闻见；那炸成白色的天，为债务焦头烂额的致新没有看见；当然，已经失去踪迹的阿兴、小玉、阿菊们，已经离开的鸿光们也不会看见。那一年，阿林在烟花爆竹售卖点买了一摞烟花，放满了车的后备箱；阿光和亲戚们一起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脖子喝的通红；阿平在照顾家里的老人，猜测说阿勇是不是逃去越南了……

零点时分，烟火齐鸣，温州的夜晚亮如白昼。至少那一个瞬间人们相信：新的一年，一切会更好。